台军职自杀案创新高==*台军高级将领资料简介之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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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犯在关押期间有死的吗？

我们就说说871名国民党战犯吧。死在改造期间，这种情况当然有，比如恶贯满盈的“大特务”徐远举，比如《特赦1959》中蔡守元的历史原型张淦等，但他们都是病死的。

因为，相关部门对各类战犯定下的基调是一个也不杀，连徐远举，周养浩，康泽等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鲜血的人也不杀。

蔡守元

871名国民党战犯，被分成了四类：头等战犯、首要战犯、重要战犯和普通战犯

第一类以蒋介石等为代表的头等战犯，原本为80人，后来又加入了在双堆集战场命令部下释放毒气的第12兵团司令黄维，计有81人。

可实际在押的头等战犯，只有杜聿明、王陵基（原四川省府上将主席）、黄维等三人。

第二类为首要战犯，实际在押的为方靖、王耀武、马励武、宋希濂、沈醉、徐远举、周养浩等66人。判定首要战犯的标准为：中将及以上师长、军长、副军长、兵团司令、省府主席、省党部书记长及特务中的重要分子。

但18军少将军长杨伯涛、青年军206师少将师长邱行湘等国民党军实力人物，虽然不符合标准也被归入了此类。

特赦1959剧中的周养浩

第三类为重要战犯，以第三兵团司令张淦为代表；其他的为普通战犯。

首要战犯中，在押期间病亡的共有10人

这十人分别是病亡于1962年的原陆军副总司令汤尧、原陇南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沈鹏，病亡于1963年的原整编26师中将师长马励武；

病亡于1970年的原第四绥靖区中将副司令米文和，病亡于1971年的原军统局川康区区长廖宗泽，病亡于1972年的原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、原17兵团中将司令刘嘉树、原48军中将军长莫德宏；

病亡于1973年的原整编72师中将师长杨文瑔，以及病亡于1974年的原44军中将军长王泽浚。

桂系第三兵团司令张淦虽然病亡于1959年，虽然他也达到了中将以上军衔、整编师师长以上军职的标准，可并没被列入首要战犯名单，他只是重要战犯。

特赦1959剧中的杜聿明

在押的头等战犯中，杜聿明、黄维原本一身满是致命的病，却都被治好了

刚进功德林时，杜聿明患有严重的肺结核、肾结核、脊椎结核、胃溃疡等各种严重致命的各种疾病。

黄维的疾病则更多，主要有重度肺结核，副睾结核，颈部淋巴结核，结核性腹膜炎，肋膜炎等，也都是要命的病。

要不是所里斥重资在香港购买抗生素，把他们送进条件良好的医院全力治疗，并为他们提供牛奶、猪肉、鸡蛋等营养性食品，杜聿明很难走出功德林，黄维也很难走出抚顺管理所。

所以杜聿明说，国家既医好了我的心病——思想病，又医好了我的身病——结核症，真是再生之恩德。黄维也说，国家治好了他“垂死的多年重病的恩德，何止是再生父母”。

相信杜黄所说，应该都是肺腑之言。毕竟，浑身重疾的他们，最终都能幸运地活着走出了管理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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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年军统局最年轻的处长沈醉是第二批被特赦的战犯，时间是1960年11月，他后来曾经回去探望仍然被关押的徐远举、周养浩等原“同事”，特地还带了一本小说《红岩》，并且对徐远举说：“这部小说写的很好，很受读者欢迎，希望你能对照小说深刻认识自己的罪行，争取早日获得特赦”，后者当时比较乐观：“我们很快就会出去的，你就等着给我们接风吧”，显然，徐远举低估了这部红色小说的威力。

对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内关押的各种战犯实行特赦，始于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，这一年的9月18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在显著位置刊登了中央的决定和特赦令：“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，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，宣布特赦是适宜的。。。”，比较聪明的徐远举知道第一批轮不到自己，作为保密局“西南特区少将区长兼侦防处长”、重庆“11.27大屠杀”的刽子手，他深知自己的罪孽深重。

徐远举是在昆明被卢汉起义部队抓获的，那一天是他35岁的生日，随后押赴西南军区设于重庆郊区四德村的拘留所，再转至白公馆关押，最后才送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。作为毛人凤的得力干将，他先后主持了破坏“挺进报”、在重庆解放前夕又亲自指挥了对监狱中革命者的大屠杀、以及对重庆各重要设施的爆炸破坏等，杀人如麻，罪行累累。

对这些罪恶徐远举心知肚明，所以刚被捕时情绪非常低落，曾经对同伙说：“别人可以不死，特务不能不死；特务可以不死，我徐远举不能不死”，几次转押期间都怀疑自己要被枪毙，事事怀疑，抵触改造。陈赓将军曾经专程去探望过宋希濂等黄埔校友，但是接见名单里并没有徐远举的名字，他感觉心灰意冷，为此还曾经跟宋希濂大打出手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徐远举渐渐了解了我党的政策，尤其是特赦令宣布以后，改造态度变得积极起来。1959年10月起，主动撰写交代材料，以“血手染红岩”为题目详细回忆了自己所犯的罪行，按照功德林管理干部的看法，徐远举的认罪态度还是比较诚恳的。他的材料结语是：在政府的耐心教育下，我恢复了人性，分清了是非善恶，痛恨蒋介石将我由人变成了魔鬼，感谢党和政府把我由鬼变成了人。

延至1964年底，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已经特赦了五批战犯，“军统三剑客”里面的沈醉已经出狱，但是特赦名单上仍然没有徐远举和周养浩二人的名字。徐远举虽然没有灰心继续在改造自己，然而小说《红岩》和电影《烈火中永生》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掀起了巨大影响，又赶上了特殊的历史时期，来功德林提审徐远举深挖材料的单位越来越多，令其压力骤增。

大约从70年代初开始，徐远举的情绪开始波动起来，血压高的毛病也经常复发，而血压一高，他的脾气和嗓门就大，特别容易激动。1973年1月19日，徐远举在曾经缝纫劳动时，因为心不在焉所缝制的10件衣服都不合格，当检验的管理干部要求他返工时，他再次激动起来，大吵大闹表示不服，事情过去以后，徐远举仍然不能平静下来，满脸通红。

徐远举试图冷静下来，就跑去洗漱间用冷水冲头，由于当时正值寒冬腊月，当天晚上就发起了高烧，血压也骤然升高，第二天早晨起来刷牙时，忽然倒在地上不省人事。战犯管理所的医生闻迅赶来救治，诊断的结果是脑血管破裂，于是紧急转送北京复兴医院治疗，但是仍然未能抢救过来，1月22日晚，徐远举死亡，时年59岁。

报告送到总理办公室之后，周公一度很生气：“徐远举还没有60岁，年龄不大嘛，怎么会死”？并责成有关部门调查，结果是徐远举确实死于脑溢血。两年以后的1975年，所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战犯全部被特赦，但是徐远举却没有等到那一天，死在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关押期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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